尼克松身高(时代之殇：共和国第一悍匪白宝山杀人案回顾)
白宝山（1958年11月6日—1998年4月），男，汉族，身高178cm，重大连续杀人案犯人，一生之中杀死22人，伤15人，其中杀死警察、哨兵5名，打伤8名，可谓胆大包天、罪大恶极。
关于白宝山，网上的内容很多，甚至有专门题材的电影《中国刑侦一号案》，今天我们通过回顾白宝山的一生，来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境遇，竟造就出这么一个奇葩无比、阴险凶残的恶魔。
成长的特殊时期
1958年 白宝山出生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北京钢铁公司的职工。
1960年，白宝山2岁父亲病逝，母亲生活艰难，将白宝山送到老家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随后母亲改嫁。
白宝山出生在新中国经济最差的三年灾害时期，由于天灾，加上“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人祸，国内的粮食产量甚至比不上解放前，全国人民都在忍受饥饿，甚至连树皮和草根都不够吃，数千万人饿死，跟抗日战争时期死亡人数有得一拼。
白宝山的父母虽然只是北京普通的职工，但也算是条件较好的城镇“非农”身份，，但那几年城市农村都不好过。
白宝山的父亲在其2岁时病死，很难说跟1961年生活环境极差没有关系，而母亲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嫁，并把他送到老家河北农村。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他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吃都吃不饱，在死亡线上挣扎，父母又不在身边，13岁之前的白宝山完全是放任自流的状态。绞尽脑汁、使用一切手段生存是白宝山那个时期的常态，小偷小摸习惯的养成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成长到上小学的年纪，他还在农村打流，精神层面一片空白，哪怕那个时代是又红又专思想教育的巅峰时期，也与其无关。
白宝山母亲改嫁后，条件一旦能够支持，就将白宝山从河北才家接回，到北京上学。可惜这时白宝山已经13岁，却不得不以上初中的年龄上小学一年级。
小孩子这个阶段长得特别快，13岁的白宝山已经比7岁的同学高出半身。相信这种情况，没有谁这学还能上得下去。白宝山的自尊心受到十二点的爆击，断断续续上了两年后，白宝山缀学了。
也就是说，白宝山只是勉强接受了小学二年级的教育。
1971年 一个对中国与世界都重要的年份：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中国启动乒乓外交。毛泽东约见基辛格，美国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半年宣布解除对华封锁。
我特意查了一下1971年白宝山回北京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国的情况，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都有所改善，这也是白宝山母亲能把白宝山接回北京的物质基础。在此之前，国内也一直动荡，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一直没闲着。
不得不说，那个极其特殊的年代，白宝山童年、少年时特殊的成长经历，对白宝山的人生观、性格、不良习惯的形成产生了致命的影响。而白宝山的母亲，也只是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普通妇女，她尽了自己的能力和责任。
白宝山一生泯灭人性，可能唯一尊重和在乎的，就是他的母亲。
唯一一段底层普通的人生
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的白宝山，辍学时只有15岁，显然只能从事一些低收入的体力劳动。好在当时他还是北京市的城市户口，因而得以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当其18岁成年后，还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这已经比很多农村孩子幸运得多。
这是白宝山一生中唯一一段融入社会的正常生活。白宝山遗传基因是不错的，1米78的身高、长相帅气，学习能力也不错。也正是这样，在厂里一次实弹射击学习当中，他学习到了射击技能，并因此着迷，一下班就背着借来的气枪到附近的林子里打鸟。
高大帅气的白宝山，1981年23岁时，与同厂女工结婚，并于次年妻子生下一对龙凤胎。如果 一切照这个轨道发展，白宝山也会像那个时代普通人一样，平静地走完一生。
但幼年养成的坏习惯、少年没有接受正常的教育，因而精神生活的空虚还是将其的命运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青年时期的牢狱生活
白宝山将一副并不差的牌打成稀烂始于1983年，他小偷小摸的习惯终于害了他，而那个时候，也是国内开始“严打”的阶段，严厉的打击违法犯罪将其人生最重要的青年时期耗在了监狱中。
83年，全国到处在严打，听我妈讲，我们国营厂里一个小青年，因为跟厂长的女儿谈恋爱发生了关系，被枪毙了。后来我妈还经常用这个来吓我“幸亏你生得晚，你要是碰到当年的严打，够枪毙几回了”。
那时候我的确还小，但也看过几次被敞篷卡车拉过来一批批戴着高帽的犯人，反剪着双手，在小学操场上被宣判，后来拉出去枪毙的场景。
显然 ，白宝山确实有毛病，也应该算罪有应得，但运气的确也太差了。
1982年12月，白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服2件，价值10元。
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110元。
1983年1月21日，白与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手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被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500元。
1983年3月8日被逮捕。
1983年9月9日，因抢劫、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25岁那年，白宝山双胞胎孩子才1岁时就因抢劫、盗窃罪被判四年。27岁在狱中被揭发出犯有余罪，又加判了11年。出狱时，快到40岁了。等于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都必须在牢里渡过了。
1983年全国第一次严打，25岁的白宝山因为盗窃罪被石景山法院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同年被送往北京市第一监狱服刑。两年后在监号里每天屈指细算还有多少天便可刑满出狱的白宝山，突然被告知，他的案子要重新审理，因为1983年与他同案的一个狱友，检举与白宝山曾经有过拦路抢劫的合谋。揭发他的人立功受奖，很快便获准减刑，而他却又被加刑10年，漫长的刑期使他心灰意冷。新婚妻子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离他而去。那些日子，他常常对着高高的狱墙暗自流泪，待他感到一切于事无补之后，他开始怨恨，怨恨狱友的无义，怨恨妻子的无情，怨恨法庭对他的不公……
幼年丧父，没机会接受教育、思想教育空白、丰华正茂的十余年都在监狱中度过，仅有几年的正常生活被中断，或许是白宝山仇视社会的根本原因。
这次加判，白宝山整个人生观就开始崩塌，“这一辈子真没意思，不想活了”。一个对自己的生命都不在意的人，还会在意别人的生命吗？从这刻起，白宝山杀人的种子就深深埋在了心底。
“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此时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监狱期间，白宝山开始有意识地囤积子弹。
1991年，白宝山被注销北京户口，33岁的白宝山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成为一名“零星犯”，分配在监狱的草场内放牧。
有一天一群迷路的羊跑到农场来，他把羊圈起来。后来当地的牧民找上门来索要，他曾听说这些牧民手里都有子弹，便提出拿子弹赎回，就这样一百二十多发子弹便到手了。他把子弹擦拭干净包好，藏在牛棚顶棚上。后来，他又先后向农场留场就业的劳改犯要了一百多发步枪、并把手枪子弹私藏起来。
1993年，白宝山35岁，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一年。
据事后统计，“严打”的确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但犯罪案件却并没有明显减少。
立案数统计
杀狱友练手
白宝山在第一次杀人在其入狱10年后，妻子早已改嫁，孩子成长过程也没机会陪伴，青春已逝去，他已经没有更多的牵挂和期待了。
“谁惹我我就杀谁”，当然，白宝山最怨恨的还是严打时供出自己使其刑期加长的狱友。
狱中的都不是善茬，离得越近，相处越久越容易产生矛盾。
一个叫李宝玉的劳改犯，长得五大三粗，仗着自己有些蛮力，常常欺负白宝山，他们玩麻将，让白宝山去干活，稍不顺心便是一顿臭揍。
1993年9月，李宝玉放的牛跑到地里把庄稼啃了，受到队里惩罚，回来后拿白宝山出气，让他买烟，还连爹带娘地骂遍了。
白宝山没言语，晚上悄悄地在牛圈里挖了个坑，他把李保玉骗来喝酒，趁其不备，用事前备好的铁榔头照他后脑勺狠命一击，而后把他埋在坑里。
掩埋好尸体后，向狱方报告说“李宝玉找不着了，是不是逃跑了”。
因李宝玉次年就可以刑满释放，监狱方认为按常理李宝玉这时候逃逸很可疑，于是白宝山成为最大嫌疑人，但狱方没有找到证据及死者尸体，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1994年，36岁的白宝山故伎重演，又在3月20日深夜，用铁榔头将熟睡的同宿舍的狱友傅克军砸死，同样埋入事先准备好的坑内，然后烧掉染血的死者的被子、褥子、枕头。
3月22日，在调查失踪的傅克军时，有人向狱方报告看见白在清晨烧被褥，警方开始调查嫌疑巨大的白宝山。白在接受狱方调查时一直拒不承认，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死者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又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
这次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125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
放牛之后，他开始假装积极，玩命地干活，让每一个接触他的管教人员都觉得他是一个悔过自新的典范。
不得不说，两次都是跟白一起放牛的人失踪，充满疑点也并没有阻止白在1996年38岁时提前一年释放。
白宝山坐上火车，回到了北京。
最后重新做人的机会消失
或许，白宝山出狱后能够有再次融入社会生存的机会，还可能让这个已经罪行累累的杀人犯改邪归正。但显然这次跟他13岁才上小学一样，甚至起点更低：他必须找到工作养活自己。
上世纪90年代正好是国企改革的关键年份，国企职工都面临下岗潮，大量下岗职工被推向社会。
但配套的户口制度还是很严格，就算是本科毕业，没有当地户口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正经的工作，何况是一个刑满释放人员？
1996年3月12日，白宝山回到北京，并带回要挟牧民得来的3包步枪子弹（75发）和50发手枪子弹。
那时候还没有严格禁枪，归还子弹这事也的确以我们现看来难以理解。
被释放的白宝山显然还没完全放弃最后的挣扎，刚出狱时想：
“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回到北京后，白宝山向派出所警察申请办理户口受阻，他不得不回到家里啃退休的老妈。
白宝山事后回忆说：
“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90年代公安系统的僵化、傲慢、低效也是我们现在没法理解的。也许，户口最终还是可以办理下来的，但38岁的白宝山已经没有耐心等了。
为了生存，白宝山批发了剃须刀在西单、香山、八大处等地摆摊销售，成本100多块钱，还总是被城管惩罚、没收，白宝山所有的回归正常生活努力又一次被堵死。
由于十几年来白宝山固执地认为自己的量刑过重，又迫切地想给孩子们挣大钱，再加上警察不给办户口、做小生意受到屈辱等事，使白宝山走上了通过暴力犯罪疯狂报复社会的不归路。
疯狂抢劫杀人
没有活路，就可以疯狂的报复社会吗？多少无辜的生命被白宝山残害了。
无疑，白宝山的资质也并不输平常人，事后他交代说：
“每次作案前，我都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的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
“我对如何防备公安的调查做过专门研究：
第一，我抓住正常人的心理。平常的人，在碰到突发事件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保护自己。由于内心恐慌，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一般都记不住。甚至连打过几枪，打枪的人多高，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
第二，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
第三，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不允许自己有一丁点疏漏。别人可以犯错，我不能犯，一个小错，就可能断送掉自己的性命。我是个冥思苦想的人，先往最坏处想，做好应付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
第四，我主要是去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
1996年3月31日深夜，京西石景山某电厂静悄悄的。白宝山溜到墙边，躲在树丛后面，两眼紧紧盯着门前执勤的岗哨，不一会儿，换岗的哨兵来了，两人交接完，新上岗的哨兵来回巡视了一圈，似乎感觉不大舒服，走到墙边蹲下呕吐起来，正当他要站起来回到哨位时，突然“噗”的一声，头上挨了重重的一棍。哨兵仰面躺倒在地上，双手紧紧攥着那支半自动步枪。白宝山扔掉铁棍，上前从昏迷不醒的岗哨身上摘下无子弹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把，仓慌而去，消失在夜幕之中……
事隔数日的4月7日子夜时分，石景山区某部要地门卫室突然响起枪声，一名执勤岗哨被打伤，白宝山乘夜逃跑。
此时已是4月8日凌晨1点多钟，白宝山沿着京西黄村路往南走，一辆“面的”从对面驶来，他挥手拦住车，可司机说晚上要加倍给钱，他答应了，夹着用毡子裹着的步枪上了车。车没开多远，迎面开来一辆警车把“面的”别在马路中央。
白宝山害怕自己抢的长枪被查出，于是他解开毡子，端着枪冲出“面的”车门，击伤4名巡警后逃窜。
就在首都警方四处布网查缉之时，4月22日深夜，胆大包天的白宝山又打死丰台区某射击场一执勤岗哨，可惜抢到的手枪枪套是空的。
几次抢短枪没有得手，白宝山已然感觉出警方缉查风头很紧，他不敢再去冒险了。他想起小时候回老家徐水地区有一个兵工厂造过枪，就决定到那去搞枪。
7月中旬，他去徐水县踩道，发现某部队的岗哨有折叠式冲锋枪。这里地形很好，四周是果园，便于隐蔽。他暗暗观察了一个多钟头，返回北京时决心已下。过了几天，他用塑料布包好那支“56”式半自动步枪，骑车到良乡转乘长途汽车到了徐水。他把枪埋在果园深处，做好记号，当天又返回北京。
7月26日下午，他把作案准备穿的军装、胶鞋塞在一个提包里，乘长途汽车到徐水。他在县城转悠到天黑，去果园里把枪挖出来，压上子弹，然后换上军装、胶鞋到预定地点潜伏起来。
深夜1点过后，他在距岗哨很近地方开枪，当场打倒两个，另一个岗哨跑回门里拉响了警报。白宝山快步冲上去，解开岗哨肩上的“81”式自动步枪，快速跑回果园，再沿小路跑到徐水火车站。他把两支枪埋在铁路边护坡上树丛里，又换了身衣服，把军装和胶鞋扔在草丛里，上午8点钟，他在公路上拦住一辆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一路上遇到两次盘查都被他巧言蒙骗过去。
半个月以后，他感觉风声不紧了，便再赴徐水，挖出“81”式自动步枪，塞在一个大提包里。他把那支杀了多人的“56”式步枪重新埋好，当夜乘火车返回北京。
在此期间，白宝山结识了同岁的、四川来北京做小生意的已婚女子谢某，两人同居。
12月初，白宝山到西城区德外北滨河路香烟批发市场踩道，发现这里地形挺好，便于逃匿，他连续观察了几天，发现有一个摊主很有钱，每天都有车来取钱，一般都是一二十万。他决定就抢这个烟摊。头一天，他像往常一样，事先把枪包好，骑车运到烟市附近的一个垃圾站藏好。
12月10日，他来到烟市，推着自行车在那个烟摊对面转悠，等了半天还不见那个摊主出摊，他有些焦急，又往前走了几个摊位，发现靠胡同边有个女摊主正在数钱，大约数了五六万，放进一个提包里。他想这些钱也值得一干了。他骑上自行车去取枪。
他把枪夹在胳膊下，枪上套着布袋，走近那个女摊主。他看看周围没有什么人，上前用枪顶住女摊主的前胸低声说：“把包给我！”女摊主一愣，却没有听命的意思，他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子弹穿胸而过，女摊主没喊出声来便倒在地上。他上去捡起那个带血的提包，一边退后，一边朝几个追上来的人开了几枪。他骑上车拐了几个弯到那个垃圾站把枪和包都埋好，骑上车回家了。
过了几天，白宝山和谢宗芬一起将钱和枪取回，他们数了数共有65000元，分了5000元给谢宗芬。
实际上，谢宗芬逐渐地观察和感受到了白宝山的凶狠和冷酷。她曾有过离开白宝山的想法，但被白宝山看破了，威胁她说：“你要是敢离开我，敢透露风声，不但你要死，就连你的爹娘也要跟着你死。”
想到疼爱自己一辈子的父母会遭株连，谢宗芬不得不放弃离开白宝山的想法。
自1983年入狱到1996年，白宝山共作案8起，杀6人，伤9人。
流窜新疆最后的疯狂
白宝山：“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撼力，谁也不甘心巨款被抢走。”
1997年2月21日，春节后，39岁白宝山带着谢宗芬走进北京火车站。他把自动步枪挂在肩上，外面套上厚厚的羽绒服。上了火车他把枪藏在上铺床上边，用羽绒服盖着，自己一直躺在上边。到了新疆，他找到当年和自己一起服过刑的狱友吴子明。
吴子明曾因盗窃罪被判刑6年，刑满释放后留在农场当警卫。白宝山跟他说起抢劫弄钱的事，吴子明挺痛快地就答应了。
团伙人多了，此时王宝山还想弄只短枪。吴子明提到看见过149团的姜警长有手枪。
8月7日上午，两人来到星湖农场147团附近的公路边，伺机抢劫摩托车。等到下午3点多钟，才见有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过来。吴子明站在路中央挥手拦下车，白宝山上前二话不说朝小伙子连开两枪当场把他打死。
两人在路边挖了个坑草草将尸体埋掉，骑上抢来的摩托车直奔149团驻地。当夜9点钟，两人驱车到达目的地。他们在门口不远处潜伏观察。11点多钟，姜警长和一名治安员回到屋里。他们耐心等到12点多，白宝山提枪踹门而入，朝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的姜警长和治安员各开两枪，两人当场罹难。白宝山从枕头下翻出“54”式手枪一支连同枪套、11发子弹一并劫走。
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延安路的新疆边疆宾馆商贸城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来自俄罗斯、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的生意人会聚在此，一笔笔大额交易使这里呈现买卖兴隆的景象。在电视中播放这一景象时，白宝山目不转睛盯着的是那一双双点钞票的手。他得知这一信息后，先后三次到这里踩道，最后他和吴子明决定就在这动手。
8月18日，他们拿着铁锹来到边疆宾馆附近一所学校的一片树林中，挖了一个长80公分、宽50公分的坑，按白宝山以往的经验，抢到东西后，先在现场附近埋起来，风声过后再来取赃。
8月19日中午12点左右，一高一矮戴着墨镜的两个男子出现在边疆宾馆商贸城。一位商人刚刚做完一笔生意，站在一个电线杆旁边正在数钱，高个子的白宝山摘下墨镜朝吴子明使个眼色，把包盖自动步枪的布扔掉，朝他背后开了一枪。
商人随即倒在血泊之中，这时吴子明也掏出手枪，冲上前去，一把拎起死者身旁装满钱的塑料编织袋。一名正在执勤的保安见状，冲上来，被白宝山一枪打倒。
白宝山和吴子明又朝宾馆里冲，刚好撞一个从里面跑出来的商人，他手提装有100多万元人民币的一个红色旅行包拼命向东楼跑，白宝山追上去朝他开了两枪，他“扑通”一声趴倒在地。
吴子明顺手又提起他的旅行包，两人向门外逃遁。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光天化日之下谁会想到会有这等血腥事件发生。手无寸铁、手足无措的人们惊骇之后四下狂奔。也有勇敢者不顾枪弹的射击，奋力向歹徒追击。白宝山穷凶极恶连续扫射，又当场打死了3人，打伤4人。两位新疆大学的学生，发现歹徒开枪行凶，不顾危险，挺身上前搏斗，也被白宝山当场射杀。
丧心病狂杀害同伙
抢到巨款的成功，着实让白宝山兴奋了几天。他设想着将来用这笔钱去做买卖，去享受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而吴子明却三天两头地在他耳边叨叨，说赶紧把钱取回来，好吃好喝先花一顿。关于如何分赃，两人也没谈拢，白宝山下定了杀吴子明灭口的决心。
白宝山：“我劝过吴，我说那些钱不能花，一花非丢了性命不可。他就是不听，总惦记着分钱。那时我就想了，为了保全我自己，我必须杀人灭口。”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白动了金盆洗手的打算，准备抢到巨款后做生意，他的智力远胜于吴和谢。
1997年8月23日，白宝山提出离开新疆前到天池玩儿一趟。吴产生怀疑，偷偷将白与其情妇谢某的家庭住址写下来交给弟弟吴子兵。
8月26日，白宝山准备了一瓶汽油，一把铁锤子，带着手枪，三人一起到了天池。
他们一起爬了三个山梁。白宝山发现一片林子挺僻静，便让谢宗芬独自往山顶爬，他跟吴子明坐在一块岩石上歇脚。他俩随便聊着天，白宝山见左右没人，掏出锤子照吴脑袋给了一下。
吴子明负痛一边喊一边拼命往山下跑。白宝山掏出手枪连打了7枪才把吴子明放倒。白宝山翻遍吴子明的衣兜，把身份证掏走丢在草丛里。然后把瓶子里的汽油浇在他的脸上，划根火柴点着后，找到谢宗芬，两人仓皇逃离。
第二天早晨他跟谢宗芬一起去藏钱的那片小树林里，把钱挖出来。回到旅馆，两人数数钱，一共140多万。当天晚上，两人在车站买了高价车票，上了返京的火车。
落网被处决
1997年8月31日，两人到达北京西客站，回到位于北辛安的家，白给谢11万，并允许谢拿钱回四川老家看望家人。白宝山给母亲1万元钱，说是在新疆做生意赚的，母亲产生怀疑并且分文未动，将钱塞入一只粉红色袜子中，于白宝山被抓捕后原封不动地交给警察。
1997年9月2日，谢某乘飞机离开北京飞往老家——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白送走谢后旋即后悔。其实白早有除掉谢某之心，甚至在石景山附近暗挖好了尸坑，并几次试图激怒谢某，但都被谢的百依百顺弄得下不了手。
与此同时，公安干警出动大量警力，逐步走访排查，确定白宝山与谢某有重大嫌疑。
1997年9月5日，新疆方面以石河子刑警大队的名义给北京市公安局发一封明传电报，通报白宝山与模拟画像中的犯罪嫌疑人之一相像，请协查。
当天19点，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一行4人来到模式口白宝山母亲家，对开门的白宝山说户口批下来了，要带其去派出所办一下手续。
白的第一反应是被谢某出卖，马上决定拼死顽抗，冷静地说要进屋拿件衣服，实际是想进屋拿枪，但母亲突然走出来，问其发生了什么事，白迅速放弃了顽固抵抗的念头，顺从地跟随警察离开。
后来，谈到自己的落网时刻，他说：“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来到家里带白走的4名警察），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
至此，罪大恶极的、1996暨1997全国一号案件主犯白宝山终于落网。
1997年9月6日，在老家4天便风光地花掉3万多元的谢，被公安局带走审讯。
1998年3月3日，上午10时，白、谢持枪抢劫杀人案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正式开庭。白、谢在庭上对于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出了事，把他供了出来。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到他的家。可是入狱后却没有抱怨谢，无论在公安局预审阶段，还是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涉及谢却很犹豫。后来说：“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
既然事情已经败露，白对谢的提防已经没有必要了。白宝山的心思缜密得可怕。如果这次真让他逃脱惩罚，真的是不堪设想。
审判长对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所犯15案逐一进行了法庭调查。白宝山犯有杀人罪，抢劫枪支罪，抢劫公民财产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依法判处白宝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谢某犯有抢劫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白宝山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辞：“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利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了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哭）……说声对不起……（哭）希望以我为戒，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除了他母亲，白宝山真正在乎过其他人的生命吗？或许，他也真正挣扎过，努力过，谁也不会主动选择一条必死的道路，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1998年4月，白宝山被执行枪决。那一年，白宝山不到40岁，即走完他不幸又罪恶的一生。
结语
“你跺你也麻”
社会应该给刑满释放人员一条生路。
即使到今天，网约车行业还是禁止有犯罪前科的人加入的，但应该跑跑外卖，做做保安，可能还可以。
如今，社会的开放、宽容应该不至于把某些不幸的人逼上绝路。
分析白宝山犯罪的成因，并不代表他的罪行值得宽恕。只是通过对白宝山一生的分析，警醒世人对社会一些特殊成长环境人群的重视。通过可能的手段，至少给他们有一个更为宽松的生存机会，对减少重大案件发生，静化社会相信有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