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协新政(国际足联明令政府不得干预足球！足协新政恐遭处罚？)
1月16日，中国足协正式宣布了关于外援和青少年球员的新政策，其严厉程度甚至比之前坊间所流传的新政策版本更甚，然而作为最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各俱乐部在这时候却大多选择避而不谈，原因是因为这一政策完全是不容商量的行政命令，只能执行。
表面上看，这是足协一次雷厉风行的新政，但向深层次来看，恐怕还是牵扯到中国足坛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管办分离。
管办分离： “年轻人”为何步履蹒跚？
我们提了这么多年的“管办分离”，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把职业足球的管理职能与办赛职能分开，这就要求体育总局首先要放权给足协，足协再放权给俱乐部，从而才能实现。
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了“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是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重要原则和方向，而中国足球管理体制改革则成为体育领域相关改革的试点单位；2012年2月，中国足球协会出台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2015年《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正式对外公布，标志着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依法独立运行，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而就在今年年初，足球项目管理中心正式注销，但承担联赛运营职能的中国职业足球联盟却因为与足协存在着联赛所有权、主席产生方式等诸多矛盾而难产，管办分离仍然还不能实现。
由是观之，尽管对中国足球的管办分离的呼声由来已久，但正式开启管办分离改革的过程不过是近两年的事情，而且受制于各种实际困难而推进缓慢。对于中国职业足坛改革而言，管办分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年轻人”，而且是一个还没出生就有些步履蹒跚的“年轻人”。
以英为师：这次为什么不学日本？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足球改革总是在学习近邻日本，几乎每一届新的足协领导班子都会到日本访问学习，以至于给许多日本球迷留下了中国足球“好学”的美好印象。然而这次，中国足球却并不打算继续学习日本现有的管办分离的职业模式，而是选择了学习欧洲，特别是英超联赛的管理模式，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当今世界职业足坛，各职业联赛的办赛模式如果按办赛功能的不同来区分，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足协所长期采用的这种“管办合一”的办赛模式，即一种足协独立运营的模式，通俗地讲就是足协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既运营职业联赛又对联赛和俱乐部依法进行监管。
第二种就是中国足协长期学习的日本职业足球的办赛方式——职业联盟运营模式。这种J联赛所采用的模式我们可能听起来不太熟悉，但其实我们所熟悉的NBA等等北美职业体育联赛所采取的办赛模式就与日本的这种办赛模式是相类似的，换句话说其实是日本一直在学习美国职业体育的产物，由完全自治的社会法人主体来进行职业足球联盟的组织运营工作，联盟与足协关系是松散的，政府乃至足协主要是以法规制度的建立者与维护者角色存在。这种模式的确很先进，也很适应职业体育的发展，但如果想发挥职业联盟运营模式所具有的完全商业化的优势，是需要强大的市场支持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来支撑的，这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其实并不那么适应，因此，很难被中国足协吸收学习。
于是，欧洲成功的职业足球模式越来越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也就是第三种办赛方式，即足协与职业联盟联合运营模式，我们所熟悉的英超联赛就采取了这种办赛模式：由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间社团组织（英超联盟）进行联赛的运营管理，并为俱乐部服务，各俱乐部是联盟的股东，而足协（英足总）具有职业联盟的监管权力和部分收益权，负责推动公众积极参与；通过足球法律、法规，审查地区的各种足球赛事(包括联赛)；对所有参与足球活动的人员进行纪律约束；组织辖区内的各项比赛以及国家代表队的国际赛事等等。显然，中国足协所学习的正是英超的办赛经验，中国足协承担了职业足球的管理职能，而即将成立的中国职业足球联盟将承担起职业联赛的办赛职能。
他山之石：韩国打脸，国际足联要罚？
其实在国际足坛中，“管办合一”模式下的联赛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榜样，而且正是我们的另一个近邻韩国。同为儒家文明影响下的韩国，长期采取的也是这种“管办合一”的职业足球管理模式，同样也面临过“假赌黑”带来的影响，同样也出台过相类似的青年球员上场要求，但是却在提高了国家足球竞技水平的同时，还将K联赛打造为亚洲数一数二的顶级足球联赛，不能不说是对中国足球的又一次“打脸”行为。但不论怎样，中国足球的管办分离之路很难再回头，毕竟过去的教训与当前的形势就是如此。
而这次足协的行政干预行为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的担忧：毕竟足球管理中心的牌子已经撤销，按照国际足联政府不得干预足球的指令，足协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民间机构，如果足协仍然受到行政命令的干预，国际足联会不会就此进行处罚呢？而换句话说，如果已经脱离了事业单位的足协的权力尚且得不到保障，又怎么能肯定管办分离之后的中国职业足球，能完全不受行政干预的影响呢。
